近代两次收藏潮

来源:蔡暄民的博客

自清末民国以来至今,曾出现过两次收藏潮。第一次,是清朝末年,随着清王朝土崩瓦解,清宫内收藏的历代官窑及书画精品大量流出宫外,一些是被末代皇帝悄悄带出宫外的,大量的是太监们趁机偷带出宫的,多到在皇城内的琉璃厂一带形成了一条繁华的古玩街。直到军阀混战的民国时期,一些军阀趁战乱大肆盗挖帝王陵墓,最为轰动朝野的是孙殿英盗挖东陵案,众所周知,东陵是慈禧陵墓,其墓中随葬的宝物可车载斗量,据内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嗣长子李成武写的《爱月轩笔记》详细记载:“太后未入棺时,先在棺底铺金花丝褥一层,褥上又铺珠一层,珠上又复绣佛串珠之薄褥。头前置翠落叶,脚下置一碧玺莲花。致后,始将太后抬入。后之两足登莲花上,身着金丝串珠刺绣礼服,外罩绣花串珠挂,又用串珠九练围后身绕之,并以蚌佛18尊置于后之臂上···再将陀罗金被盖后身。头戴珠冠,其傍又置金佛,翠佛,玉佛等108尊。后足左右各置西瓜一枚,甜瓜二枚,桃李,杏,枣等宝物共大小200件(所言瓜果非真瓜果也,乃全用翡翠玉石做成)”;至于地宫中宝物究竟藏有多少?早在盗墓前,孙殿英曾以“体谅地方疾苦,不忍就地筹粮”为名,向遵化县征调大车30辆,可想而知这30辆大车能装多少宝物?征调三十辆,其军内原有大车也不在少数,从中可以推断,盗挖宝物的数量之丰。除东陵大盗案之外,当时各地大小军阀所盗陵园更是不计其数,多少宝物散落民间,又有多少宝物流落海外。在那漫长的五六十年间的这股浪潮中,产生了几位慧眼独具的收藏大家,张伯驹,孙瀛洲,仇焱之,大维德等等。他们是乱世时代的弄潮儿,也是历史文化的拯救者。

时势造英雄,如果没有那五六十年王朝土崩瓦解,战乱频繁,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局面,也不可能产生国宝换手的现象。

第二波浪潮是在文革开始的破四旧和抄牛鬼蛇神家的六十年代中到近期的欧洲金融风波。这五六十年的变迁中又出现了一股古玩换手潮。

文革初期,在破四旧立四新的大潮中,红卫兵对所谓的“黑五类”进行一户不漏的大抄家,翻箱倒橱,有的掘地三尺,将那些家底殷实的大户抄得一干二净,大量的书画真迹被当众焚毁,瓷玉杂件被大量砸碎,那些实在精美的,就悉数运回各抄家单位保存。当时,几乎每个学校和单位都保存着大量的抄家物资。到了文革后期,这些所谓带着封建资修色彩的古玩杂项全无偿划归当地的国营文管部门,那数量真是多得数不胜数。

到了文革后期,国家被十年动乱掏空了,为弥补浩劫带来的国库空虚,各地政府让文物商店挑选一些东西打上火漆印上架卖给当时所谓的外国友人,美其名曰“出口创汇”!这时候,大量并不具眼力的外国旅游者当作旅游纪念品大量购买,其中也不乏有眼力的中国通将一些国宝捡去了国外。

这是中国近代史第二次国宝大量外流期。第一次是鸦片战争后八国联军的掠夺和战乱频繁中的流失。二次外流以不同的形式出现,第一次是被强行掳掠,第二次是用外汇卷购去。

近几年,欧美和日本等国痴迷中国古董的老一辈人相继逝去,第三第四代子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感兴趣,加之金融风波和经济萧条,于是曾经在二次外流中的大量中国古玩又奇迹般回流国内。

如果藏家具有一定的鉴赏能力,又有相当的财力和舍得下手的魄力,这时候又是个极佳的收藏机会。但贗品也不少!

近些年在国外,除了世界著名的几大拍卖公司——如佳士得、苏富比、邦瀚斯外大大小小的拍卖行,都将中国古玩作为主打产品,虽然以普品为主,其中确也夹杂着一些国宝级的东西,能否幸运地拣到这些宝贝,全看藏家的眼力。

我历来不赞成文物非要回归到诞生它的故乡,任何文物都是地球人的智慧结晶,谁能将它保护得最好,就由谁来保管,传承。

我特别敬佩各时代涌现的大收藏家,他们倾毕生精力、心血,将漂浮在世上的像游魂似的宝贝一件一件地捕捉到手,加以整理,研究,著述,推广,让更多的世人了解他们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以推动时代文化的健康发展。

相信,在这波大潮中,一定会出现几位世界级的顶级收藏大家!其人为谁?历史会作出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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