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公 – 王世襄藏品拍卖启示录

【编者按】感谢国公老为我们收集关于收藏大师王世襄的好文章,也感谢群思兄和悉尼大师给我们讲王老当年的趣闻轶事。王老若泉下有知,在海外世界各地有我们这批中华文化的爱好者至今思念他当年的风采,一定也会感到欣慰吧。

国公:
王世襄藏品拍卖启示录

本坛另一位版主群思兄和收藏大师王世襄是世交。曾经亲自送花梨木小桌请王世襄修理。

出身书香门第的群思兄,祖上曾在清代为官。原来家藏丰富,大多在文革期间损失。群思兄讲的故事,把我们带到那个岁月。在故事里,收藏大师王世襄是一个触手可及,有血有肉的慈祥长者……

我家的花梨木小桌与名人王世襄

过了两周,我和内人又奉“旨“到王老家取回花梨小桌。两个中年人从一间小房里抬出一张崭新的小桌,王老笑呵呵地指着它说“您看,修好了”. 哇,我真不敢相信了,眼前这个精美, 漂亮,浑身泛着紫红色光芒的两屉小桌就是我送进来那个?我仔细端详它,这回我不但看清了原来每个抽屉的前面还有细细的刻花,而且小桌的每一处都透出了一条条天然的木质暗纹。我被师傅们的精湛手艺和花梨木的再生能力给深深的震撼了,一生难忘!

我们千恩万谢过王老和两位高师,驮起新桌往家回。王老跟着我们到了大门口,然后一直目送着我们消失在胡同口的拐弯处。当时,我真挺纳闷,王老是长辈和我又不熟,怎麽这麽客气呢?

几年前,当我在新闻中听到,王老要在百年之后,将他多年辛苦所藏的明代硬木家俱,全部捐给上海博物馆,才明白他是倾毕生之精力和有限的财力,收藏,保护, 整理,明清家俱的; 当年, 王老目送不是我,而是那张清代花梨木小桌! 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爱!

书归正传

王世襄先生所藏家具现今绝大部分都安家在上海博物馆,个中曲折已有过多次介绍便不再赘述。因此,拍场上所看到的王世襄藏品,家具所占比例十分小,铜炉、古琴、古籍、鸽哨等类别反而占了大头。不过家具队伍阵势不大,反响却不容小觑,其中的一个缘由,也是因了这一份难得与稀少。

  而谈及拍场表现,就不得不说那些屈指可数却屡创斐然战绩的“王世襄专场”,也不能不提那些不断刷新拍卖纪录的精彩拍品。若能从中体悟奥妙一二,也当欣喜非常。

  观察 那些年我们追过的王世襄专场
  
  (数据整理:《古典工艺家具》)

  早在2003年春拍,中国嘉德就推出了“俪松居长物——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国艺术品”专场,100%的成交率也为中国嘉德首席拍卖师高德明赢得了又一副白手套。该专场是国内拍卖公司首次呈现如此大规模的王世襄旧藏专场,单件拍品最高成交价为891万元,由“唐‘大圣遗音’伏羲式琴”拍出。2011年春拍,中国嘉德为这件旷世名琴单独设立了“俪松最珍——唐琴‘大圣遗音’”专场拍卖会,最终成交价攀升到惊人的1.15亿元。

  2010年秋拍,“锦灰吉金——王世襄藏铜炉”专场作为北京匡时五周年拍卖会的重头戏,吸引了各路藏家蜂拥而至,又一副白手套诞生。专场总成交额高达9844.8万元,共有三件铜炉成交价过千万,拔得头筹的“明 崇祯‘崇祯壬午冬月青来监造’冲天耳金片三足炉”更是以1512万元刷新了中国铜炉拍卖的世界最高纪录。

  2013年,中国嘉德时隔十年再推王世襄藏品拍卖专场,由“王世襄先生藏工艺品”、“王世襄先生藏古籍文献”两部分组成,成交率均突破九十大关,除了之前常见的拍品类别外,蟋蟀罐、鸽哨、葫芦等小物件也悉数登场。在“王世襄先生藏工艺品”专场中,“近代 花梨木独板大画案、脚踏及桌上小案”和“明末清初 黄花梨琴案”两件家具最为人瞩目。

  观察历年来的王世襄旧藏专场可以得见,大大小小的纪录均在此间诞生,可以说“王世襄”已成为拍卖公司打“名人牌”的首选,亦是低迷时的救“市”良药,百试百灵。

  解读席卷拍场的王世襄效应

  将标题定为《席卷拍场的名家效应》可能更为合适,但王世襄专场的号召力与影响力足够有代表性。这不仅表现在高成交纪录和重器频现的拍卖结果上,在拍前预热宣传、藏界的高度评价、竞拍者的参与热情等方面也均有体现。

  作为文物界名家,王世襄涵盖面极广的旧藏每每亮相拍场都能掀起不小的波澜,其中缘由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东西好是前提。拍出高价的经典作品无一不是工艺珍贵、材料稀少之物。精美与稀有二者兼得,就已具备成为一件重器的两大关键要素。

  其次,流传有序,著录有据。藏品来源可靠,购藏者“安全感”较强,属正常现象,姑且不论是否合理。收藏家蔡宇先生对记者表示,这把名家之火还会持续烧下去,藏家多是图个放心,“行家经手的,起码不会是假货”。因此,“同类近似的藏品,贴有王世襄标签的东西肯定比其他人的价高,甚至比王老的东西更好的,成交价也要落下一大截”。

  再者,文化附加值的吸引力。一件拍品到底价值几何,不光看年代、真伪、材质、工艺,还要看它作何用、被谁收藏研究过。如“明 周制 鱼龙海兽紫檀笔筒”,器物虽小,却蕴含了千百年来文人骚客的审美意趣,文化内涵不言而喻。王世襄与之相关的一段收藏经历也传为美谈,又曾被翦淞阁主人黄玄龙所藏,都为这件笔筒多添了一些传奇的文化色彩。当类似的“熟面孔”天价拍品再次出现在拍场时非但不会降温,可能还会有持续攀升之势。未来市场,这种追捧不会减弱。

  但从另一方面来讲,对名家旧藏的过度关注也未必都是好事,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普遍大众审美意识较为薄弱、过度依赖名家收藏的现象。需摆正心态,切记藏品本身的价值排在第一位,对其拥有者的关注超过藏品本身,想来也违背了王老的良好初衷。

  细数惊艳拍品背后的故事。

1

【唐 “大圣遗音”伏羲式琴】

  尺寸:长121厘米

  专场:中国嘉德2011年春拍“俪松最珍——唐琴‘大圣遗音’”

  《自珍集》由近三百件“俪松居长物”集结成册,开篇之首即为此琴。据介绍,大圣遗音琴原为北京著名琴家锡宝臣先生所藏,1948年,王世襄、袁荃猷夫妇以饰物三件及日本版《唐宋元明名画大观》,再加翠戒指三枚换得。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张“神农氏唐琴”,不仅草书琴名“大圣遗音”与之相同,漆色、断纹、池沼、年款也完全一致,因而两琴应制于同一时代又出自同一人之手。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著名古琴鉴定家郑珉中先生认为此琴应是唐琴的标准器,历经千年而未曾破腹大修,极为难得。

  2003年秋拍,这张古琴作为第123号拍品排在古琴类别的第一位。拍卖师高德明首先请现场竞拍者欣赏了一段由郑珉中使用“大圣遗音”弹奏的《良宵吟》录音,未见琴身,先闻琴声,而后给出250万元的起拍价。“250万有没有回应?”话音刚落,会场前座的一位买家大声报价“600万!”会场一片惊叹声和掌声。此后经过十几轮的激烈争夺,39号牌持有者,一位操着东北口音的竞拍人一举定价,以891万元成交。

  曾有记者将这一消息告诉王世襄,当时他知道自己的东西都寻到了新主人很高兴,但同时也表示:“卖多少钱都无所谓,我已经90岁了,对一切都看得很淡,如果我年轻一些,也不会卖它们。”不过王老断言:这张“大圣遗音”伏羲式琴肯定还能升值。果不其然,当2011年春拍这张古琴再次亮相中国嘉德为其单独设立的专场时,便艳惊四座,以1.15亿元的天价拍出,从“收藏佳话”转身成为“市场神话”。

【明 周制 鱼龙海兽紫檀笔筒】

  尺寸:大直径14.6厘米;小直径11.7厘米;高16.5厘米

  专场:中国嘉德2012年春拍“翦淞阁·文房宝玩”

2

【明末清初 黄花梨琴案】

  尺寸:长159厘米;宽60.5厘米;高72厘米

  专场:中国嘉德2013年秋拍“王世襄先生藏工艺品”

  琴案原为一张画案,是王世襄收藏的第一件明式家具,仅供弹琴之用,陪伴了王世襄、袁荃猷夫妇一生。古人在教琴的时候讲究两人相对,相互观察对方的指法,王世襄为了方便夫人袁荃猷向古琴国手管平湖先生学琴,将这张画案改造成了琴桌。

  改制前,王世襄曾有过顾虑,“多年来,予每以改制明代家具难辞毁坏文物之咎。”一番深思之后,认为改制有益于为教学专用琴树立一个标准和典范,供后人仿制。其意义与价值,非一般明式家具所能及。

  琴案一经制成,南北琴家数十人来访,“大圣遗音”、“枯木龙吟”、“春雷”、“飞泉”等名琴都曾在此奏出天籁。王世襄在《自珍集》中【明末清初 黄花梨琴案】

【明末清初 黄花梨琴案】

3

尺寸:270×91×82厘米;109×30×16厘米

  专场:中国嘉德2013年秋拍“王世襄先生藏工艺品”

  “花梨木独板大画案及脚踏”是王世襄一生中收藏的最后一件家具,也是他认为最完美的一件。画案由王世襄先生亲自设计、田家青先生制作,是见证了两人师徒情谊的珍品。王老生前对它非常喜爱,还请荣宝斋傅稼生先生将其撰写的铭文刻于牙子正面。

  这张画案陪伴他度过了晚年生活,著作《锦灰堆》、《自珍集》均诞生于此。田家青认为:“超大尺寸的家具设计与制作,犹如大幅书法作品的创作,比常规作品更难把握,不仅需要丰富的艺术感受力,也需要创作灵感。”而据他回忆,花梨木独板大画案主要遵循了以下几点设计原则:

  一、如此大器,必须制成可以拆卸的,以便于搬动;

  二、结构要考究,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三、造型要与木料的色泽、质感相协调;

  四、既要古朴庄重,又要个性鲜明,富有时代感。(田家青著《明韵——田家青设计家具作品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

  此案问世之后,许多人都在仿制,却都达不到这般效果。原因在中国嘉德工艺品部负责人乔皓先生看来是心胸和气度的问题。画案面板厚度达8公分,设计十分大胆奔放,只有胸怀很大的人才能做到。王世襄在《自珍集》中详细介绍了该画案的优点,其中一点就是“传世大画案,未见有如此之长者。面板独材,未见有如此之厚者,腿足如此之壮者。”

  原料花梨板近一吨,如此巨材得来不易,经王世襄和田家青设计制作,成就这样一张传世大画案,也算是物尽其用、物得其所,不枉造物主的苦心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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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悉尼西:
大谢国公整理王老的故事,听了很有感触,仿佛王老那个胖老头又鲜活的出现面前。。。。30年前,刚参加工作不久见过几面王老,大都是随人家去见的,当时对大家的谈话还不太感兴趣,也听不懂,他们笑的内容我听了就一般,根本不懂其中的典故,来由。有时插几句也被他们笑话,比如,提起老八旗子弟提笼架鸟时,王老就摇手说,那不算数,玩鹰,玩鹰才是玩家玩的。还变戏法似的拿出几件铜活,有环,抓子,皮子栓的铜扣。他们聊海东青,聊当年专给他们熬鹰的茶馆的地点,也聊现在的鹰训的【那就是家禽。】王老不削的说。提到当时流行的日本雅玛哈摩托车,我还很是羡慕,王老说,玩的不行,起码得骑马。讲究的都是骑马。听的我迷糊。这次知道两件事,明代家具鉴赏的书大名鼎鼎作者就是眼前这个慈眉善目的老者。久闻大名的【京城第一玩家】就是这位老者。目送他们走进茶铺心想怪不得他身后跟这么多人【大都是各类的玩家】。但他不给别人鉴定古董。也是一次帮别人拎包去了他家,一个大院,在一个角上一间半房,迎门前有一个半影壁的东西贴了一张4a纸大小的条,细看是个告示,接上级指示一律不给任何人鉴定古董,请见谅一类。身边的老师看了笑的身子都抖,王老说,我不能和你们比呵,你们盘亮呵,不怕惹麻烦,我惹了麻烦就是麻烦了。你说我是狗尿苔长在金銮殿了?你看,你看,你自己承认的呵,没我嘛儿事儿呵。谈笑间,得知这院里二三十间房子都是他爷爷留下来的,文革【抢占房】的来占了就没还,【我和老伴也住不了那么多】讲的平常,听的心酸。

littlebull:
白发宫女在 悉尼师风采。

人在悉尼西:
王老的祖上几代就是高官,祖父,父亲都是相当于现在的商务部主管级别的,家藏本就丰盈,自小又受到严格的文化熏陶,训练。对古董的鉴赏几乎是炉火纯清。回忆起买古董一度没工作,父亲也不支持他,【你吃住我这里就行了,还要买玩艺儿,我不能给你拿钱。】。王老说古董当时不值钱,他那时都捡过破烂卖再去买古董,痴古就成这样,这段经历恐怕就没人知道了。当时,他已经萌生捐献128件明清家具的想法,【故博就算了,都是民间的,哪能够挡次和皇家比肩,历史博物馆又不对路。不捐你说这里脚都下不去了,隔壁就是好几家的厨房,一旦着了火我这一辈子的心血,可不是几年,十几年攒下的就都付之一炬了不是?同去的老人家说,档次是一流的,这是公认的了,故博也是巴不得纳捐,我和领导谈了【王老插话,你嘴可到快,哪一级领导呵?】是一把,一把,文物局长兼馆长,讲明白了吧?尽量不流失出京,领导说会给一定现金的奖励。王老哈哈一笑,我不是想卖我的藏品呵。当然,那是自然了。后来,又唠了一些别的,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犀皮捧盒】。这件东西后来很久了竟在一个专场拍卖出来了,被瘦马拿走了也不知他后来卖了没有。唯一一次单独去他家是当时给馆藏的一批木质家具虫眼针刺,注药和封蜡时,用海鸥方箱相机拍了一些家具黑白照片,洗出来后突然起一念头,何不去请教一下王老?就去了他家。当时,王老看的很认真,还用手在照片上比划,喃喃的嘟囔着,听说是给他的,高兴的很,兴奋的说,这个图片我当时要是有的话,就收入书里了,嗐,少了个类型。我看是一件乌木的家俱,明的条几,没啥太希奇,他就象个孩子似的高兴。【你就在这吃呵,我还会做几个菜。】他就在一个半圆的明代黄花梨的桌子上切菜【拿刀真的剁呵】,我一直不喜欢在别人家吃饭,难免谁都不自在,就告了辞。这件事是我一件憾事,想一下,当时在那儿吃顿饭也许能聊些鉴定的事呢。

yinny自拍:
高兴看到悉尼前辈有空来,又是一片好文,让我们对王先生的为人有了有血有肉的了解。但凡搞古董写出大家公认的书的人,一定都是个’痴‘者。前辈把王先生的样子都说活了。有一事儿不解,这么个明清家具大家,为什么也只专注紫檀,黄花梨木等的高级硬木家具,而不提隆重且工艺繁琐的髹漆家具呢?

暗香:
听悉尼师讲故事真好:)

难得的糊涂:
天成加神功乃至宝也,我理解,缺一不可。如二缺一,就是遗憾,类似千里马与伯乐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此为其一。读老师好文和音昵问题,小感一下。

国公:
王老也是我的人生楷模。虽然学问不及其1%。爱收藏,爱吃,爱玩,哈。

发几张照片纪念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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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世襄不但亲自做菜,还亲自买菜。他每天一早出门,去朝阳市场门口排队,开张的铃一响,他就第一批冲进去。和他一起逛菜市场的,有保姆,也有名厨,比如给班禅做菜的刘文辉。王世襄说,骑着自行车去市场买菜,是人生仅次于“吃”的最大乐趣。

  从老家到北京,我都喜欢逛菜市场。现在我更喜欢逛老家的菜市场,每次回老家,第二天我都会起一个大早,去菜市场看那些新鲜的蔬菜、满地“咕咕”叫的鸡和“嘎嘎”闹的鸭,还有腌菜、坛子菜。老家的食材和北京大不一样,比如猪蹄,胶质很重,炖熟后吃起来会把嘴巴黏在一起–北京就没有这样的猪蹄。

  王老擅长用最简单、最家常的食材做菜。一次朋友聚会,有一位朋友要求与会每人做一道拿手菜。当时的食材很丰富,可王老却做了一道焖葱,用的就是最便宜的山东大葱,没有其他配菜,结果做好后被大家一抢而空。

  和这道菜相似的,王老还会做一道海米烧大葱,我认为这是一道每个家庭主妇都应该学会的菜,因为用料特别简单。

  王老先生的做法是先用黄酒将海米泡开,再加入酱油、白糖。大葱切成两三寸的段儿,先用素油将葱段儿炸透,炸好后码在盘中。将泡有海米的调料倒入锅中,收汤后浇到码有葱段儿的盘内。此菜是谭家菜的常客金潜庵的最爱,据说源于淮扬菜。此菜只能初冬做,立春后的葱就无法再用。

  葱香是一种由远而近的绿色之香。吃重庆火锅时,我喜欢在点菜之前,先让服务员上一盘香葱,倒入火锅的红汤之中,然后才开始点菜。这样,等到上菜时,火锅中的红油已被香葱熬成葱油,用这样的油再涮其他菜就会非常香。

  日本人也喜欢吃葱,葱在日本菜中有烧玉葱、串炸葱段、葱天妇罗、全葱沙拉等,日本人还喜欢用大葱泡酒,具体做法是将大葱切段,放入瓶中,盖紧盖子,炮制两周,酒色变成淡绿色即可。睡前喝一小杯,有助睡眠,还可壮阳。

  葱的类别有大葱、分葱、香葱,早在北魏《齐民要术》中就详细介绍了种葱法,也有很多用葱烹饪的介绍。葱可炖、煨、烧、焖,可制葱油、葱姜油、葱椒油、葱豉油等,这些油用来拌、炝、炒、爆,味道都很好。

  我还特别喜欢用香葱和猪肉做馅包包子和饺子。通常人们喜欢用韭菜包饺子,但我喜欢放香葱,香味更浓。

  王世襄与儿子王敦煌都赞同一个美食观点,就是食材的选择一定要当季。比如最普通的葱,选择的时令不同,味道也不同。比如山东名菜葱烧海参,就必须要用霜降之后、又没有被霜冻坏的大葱。所以葱烧海参这道菜只能在入冬之后吃。其实萝卜也是这样,据说人民大会堂宴会用的萝卜就是霜降后出产的,清脆、回甜。

  说到这里插一个小故事,春节后,我在天下盐的同事、贵州美女邱姐从都匀老家返京。在去机场的路上,她看见街上有一个农民挑着担子,里面装着刚从地里拔出的白菜到城里卖,她当即叫住农民,买了两棵带回北京,当天就送给了我。我拿着这两棵白菜立刻回家,支上炒锅,下少许猪油,五成热时下姜片、葱白翻炒,再下热水。水烧至滚沸时下白菜,白菜稍软下少许盐。那一锅白菜,其清香和回甜是北京任何白菜都无法比的。

  我的老家也在大西南偏远地区,上世纪60年代的寒假,我去哥哥当知青的生产队玩,吃饭时先把汤烧好,然后现到园圃里摘下带着雪的白菜,洗好切碎下锅,鲜美无比。

  下次邱姐再回都匀,我会求她往回带白菜的同时,最好再带些都匀的豆腐和井水,或者竹沥水,用这些当地的食材炖一锅汤,不知道要好吃到什么程度。

  摘自《民国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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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一种说法,21世纪可能还会出现个钱钟书,王世襄是出不了了。

  11月28日,著名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王世襄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享年95岁。王世襄的离世,意味着中国又一位标志性的文化老人陨落。

  王世襄生于1914年,民国刚刚成立,父亲在清廷任官,母亲是画家,年轻时就读于燕京大学。起初,他或许和晚清纨绔子弟一样贪玩,但裹挟在20世纪的时代动荡中,他几乎饱尝了一个文化人所有的起伏,最终在国难之下进入故宫工作,从单纯的“玩”转向了学术研究和收藏……

  尽管后来被打成右派并被故宫除名,无论人生际遇如何,王世襄从未放弃阳光的心态、豁达的心胸,他的兴趣几乎无所不涉,并由玩成家,除对书画、雕塑、金石、建筑诸多方面有精深研究著述外,还花费毕生精力投入那些当时尚较少有人注意的领域,包括家具、乐器、漆器、匏器、刻竹、金石牙角雕刻、匠作则例等,如豢养鸽、鹰、犬、蟋蟀等的专用工具等,都有丰富的收藏和深入的研究,在文物学家中独树一帜,被公认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玩家”。

  繁华落尽,锦灰三堆。文革中,他主动请求红卫兵抄家,只为了保住家藏的国宝文物;晚年,他把自己千金收藏来的文物都半捐半卖了出去,只留下一只筐,那是他与夫人袁荃猷买菜用了多年的提筐;90岁之后,他基本上只谈鸽子,还为了保护鸽子的事情专门上书温家宝总理……王世襄背后,留下一段段趣谈。

  昨天,本报记者专访了北京观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他向记者讲述了王世襄作为一个时代文人的“独特性”。

  为学:他的学问源于乐趣

  记者:有人说,21世纪可能还会出现个钱钟书,王世襄是出不了了。您怎么看?

  马未都:王世襄有他的独特性。他出身豪门,拥有很好的教育背景,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是朝中大官。母亲是书香门第。他年轻时就在燕京大学读书。他们那一辈的人,出身好,家里有钱,对成就一个学者是比较有利的。但王世襄在那个时代的文人学者里是独树一帜的,他出身豪门,但关注的却是社会底层的文娱活动,捉獾、养鸽、驯鹰、养狗等等,他对世俗民间杂七杂八的事都感兴趣。

  我觉得,王世襄的独特性就在于,他出身上层社会,却关注社会底层的乐趣,这在中国文人里是不多见的。他的很多研究,在学术界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比如玩鸽子、驯鹰等,就不被许多人看成是学问。而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文物专家通常就限定在一个领域内,比如书画专家、陶瓷专家,但王世襄对这些都是通的,是杂家也是通家,他的许多学问最初都起源于乐趣,这很重要。

  记者:如何才能够玩成家?王世襄的主要贡献是什么?

  马未都:王世襄是中国研究明清家具里程碑式的人物,在他之前,基本上是外国人在研究。但王世襄的研究比他们更为深刻和全面,他写成的《明式家具珍赏》虽然拖到上世纪80年代才出版,但功力深厚,后来翻译成各国文字,对于明清家具在海外流传的影响比较大。

  为人:他对生活非常豁达

  记者:他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马未都:上世纪80年代我就跟王老认识了,那时候我只有33岁,他当时70多岁了,应该是以祖孙辈而论,但只要谈得投机,他就不让我走,留我留到半夜,还要去给我炒一个菜。要我说,他是一个真正的美食家,能吃又能做,做菜非常好吃和讲究。

  王世襄的学问都在他的书里了,不需要手把手地教。但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只要一翻开他的书,我就觉得实在吸取营养。可以说,我后来走上收藏的道路,也无不受到王世襄的影响。但王世襄对我最大的影响,仍然是他那种非常阳光的生活态度。他是一个对生活非常豁达的人,旧社会他可能是贵族身份,后来没落了,不断遭遇到打击,无论人生多么低谷,他一直都坚持一口气,坚持到他最后功成名就为止,这一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诗人和考古陈梦家当时因为受不了打击而自杀,王世襄说,如果不是因为陈梦家自杀,他可能不会去研究明清家具。所以,王世襄不是灰暗的,是阳光的,否则也不会有后来那么大的成就。

  其藏:他的藏宝最终散尽

  记者:王世襄毕生为国家追回国宝,收藏了那么多宝贝,却在晚年都拍卖回流到了社会。如何理解他的举动?

  马未都:一个真正的收藏家,对待文物的看法都是聚散有时的,而王世襄最终选择了“散尽”。2003年,他通过嘉德拍卖了他的许多宝贝。我也终于得以从中买回来几件,但是最贵的仍然没能买回来。我以前不敢奢望拥有王世襄的藏品,他卖的时候,我就一直盯着。他生前非常喜欢的那件犀皮漆盒,最后我买了回来,收藏在观复博物馆,我觉得他最终选择了“散”,这是他的豁达,这些宝贝也有了更多前世今生。 王世襄生平轶事

  研物立志

京城第一大玩家

  王世襄生前有一句名言:“一个人如连玩都玩不好,还可能把工作干好吗?!”让人感叹的是,他玩的很多都属于旁门偏道,却又把这些属于民俗范围的“玩意”玩出了大名堂,也许这能解释为什么他被称为“京城第一大玩家”。

  少年的“王家二少爷”养狗、玩葫芦、养鸣虫,在北京城可以算得上是小有名气。他玩过一只白鹰,那是鹰中绝品,当时叫价一百块钱,而一袋洋面粉才两块五。王世襄破天荒头一次托人借钱,买走了这只白鹰。虽然家中有私塾老师教经、史和诗词等,但王世襄从小的心思都不在学业上,他对自己的判断是:“我自幼及壮, 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

  但王世襄的好友启功先生却不认同这种说法,他曾说,王世襄先生的“玩物”是“研物”,他不但不丧志,反而立志。其实,许多被人看作是玩的东西,在王世襄眼里都是艰苦的学问。他曾说:人生价值不在据有事物,而在观察赏析,有所发现,使之上升成为知识,有助文化研究与发展。他把架鹰走狗斗蛐蛐这些“游手好闲”的东西加以描述和总结,使之升格,一变而成为了文化。

  即使再“雕虫小技 ”,王世襄都“玩”出了道道,他曾经出版过《中国金鱼文化》、《竹刻艺术》、《北京鸽哨》、《蟋蟀谱集成》、《说葫芦》、《明代鸽经清宫鸽谱》等等。他收藏的东西除了家具这样的大家伙,还包括蛐蛐罐、鸽哨这样的小玩意儿,同样都非常精深而成一领域之专家。

  2000年,86岁的王世襄将自己一生所写的大部分文章交由三联书店以《锦灰堆》为名出版,书中涉及家具、漆具、竹刻、工艺、则例、书画、雕塑、乐舞、忆往、游艺、饮食、杂稿等十二类。这套奇书出版后一纸风行,成为从事收藏和鉴赏者的必读书,半年内重印4次。

  著名文物专家罗哲文说,“在文博界,王世襄可以说是第一流的专家,年高、资深,当然术业有专攻,很多专家某一方面的研究可能很深,但是能够像王世襄那样既深又博的,却很难找到一个。他的生活环境、经历、个人关系很多方面造就了他‘京城第一玩家’的地位,现在很难再能够出像他这样的人。”

  收藏成痴

  全家挤在柜子里

  王世襄在京城还有一个外号,叫“柜人”,其一是因为“柜人”音同“贵人”;其二是因为王世襄家里堆的古代家具实在太多,连自己的家具都没地方搁,老先生有时晚上睡觉只能睡在柜子里。

  黄苗子第一次走进王世襄家时便惊讶地发现,精美的明代家具居然堆满了王世襄家中的房间。高条案下面是八仙桌,八仙桌下面是矮几。有的明代家具就成了家中的用具。光滑而显露木纹的花梨木长方桌上放着瓶瓶罐罐,紫檀雕花、编藤面的榻上,堆放几床被褥,就是主人的床。大书案边上的坐具是带脚蹬踏的南官帽大椅, 结构精美的明代脸盆架上搭放着待洗的衣服。黄苗子和郁风看见,王世襄常常把家具扛进扛出,除了去修理外,他还不时将家具扛出大门,雇平板车运到照相馆去拍照。

  现在的收藏界与钱挂钩,非常浮躁,王世襄介入收藏却因为痴迷。是1945年以后,王世襄骑着车,东拾西捡买来的。那段时间,邻居们总会看见王世襄骑着车出门,后面有个大架子。他曾说:“那时候这些东西没有人要,当破烂,很便宜。并且贵的东西我买不起,我都是买便宜的东西。买回来,我请人修,恭恭敬敬请教,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王世襄自称“书呆子”,在反右已经开始的情况下,他还热情地邀约黄苗子、郁风以及漫画家张光宇来自己的四合院“芳嘉园”住。小院越来越热闹,甚至成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京城文化圈里一个不可多得的雅集场所。但由于人越来越多,王世襄便缩回一间漏雨的小屋,将数十件形态、大小各异的明清家具塞满狭小的空间。两个明代的柜子被王世襄拼在一起,他和老伴袁荃猷睡在里面,以至黄苗子专门为这张特殊的“大床”写了一副对联———“移门好就橱当榻,仰屋常愁雨湿书”,横批———“斯是漏室”。

  文人情怀

  千金散尽剩一筐

  王世襄认为他一生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有两件,第一件事情是日本投降后收回了几千件国宝,这些国宝现在都藏在故宫博物院。第二件事情是编写了文物研究著作《髹饰录解说》。

  王世襄与故宫的关联始于1940年代。他曾应梁思成之邀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在国难频仍的年代,他们在荒野中寻找中华文明的久远证据,将历史传统重又缝合。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经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梁思成推荐,王世襄被派遣回北平清查战乱损失的文物。当时,许多日本和德国的文物贩子与收藏家在中国收买文物,伺机盗运出境。王世襄宴请了四五十位知名的古玩商,请他们提供线索。他得知沦陷时期河南某地出土的青铜器多数被德国人杨宁史买去,于是通过其父友人找到宋子文详陈原委,终于没收了杨宁史的青铜器240件,其中包括价值连城的“宴乐渔猎攻战铜壶”、“商饕餮纹大钺”等。

  文革时期,王世襄跑到国家文物局,请求文物局的内行红卫兵前来抄家,就此保住了大批文物。

  步入老年,虽然王世襄已经远离了故宫博物院,甚至远离了主流意义上的文博界,但他依然保持着文人的担当。他将花费了几十年收集的79件明式家具以半卖半送的方式,给了上海博物馆,现在上海博物馆外厅那些家具都是王世襄当年所藏的。但仍有一件物什是王老始终珍藏的,那就是他与夫人袁荃猷买菜用了多年的提筐。2003年,妻子去世,王世襄在怀念亡妻的诗中,深情地回忆与妻“提筐双弯梁,并行各挈一”的情景。他还说,到将来自己辞世之后,请人把这个提筐放在两个墓穴之间,能与妻子“生死永相匹”。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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